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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阿尔皮诺(DecioClodioSettimioAlbino),193年称帝,197年被杀。考虑到这种变幻,有时我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他们的这种意见。但是,不能把我们的自由意志消灭掉,我认为,正确的是: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我把命运比作我们那些毁灭性的河流之一,当它怒吼的时候,淹没原野,拔树毁屋,把土地搬家;在洪水面前人人奔逃,屈服于它的暴虐之下,毫无能力抗拒它。事情尽管如此,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当天气好的时候,人们不能够修筑堤坝与水渠做好防备,使将来水涨的时候,顺河道宣泄,水势不至毫无控制而泛滥成灾。可是人们会问我:罗马教会现在取得了这样大的世俗权力是何因缘?从教皇亚历山大时代上溯,意大利的主权者[1],——不仅被称为主权者的人们,甚至虽然是小小的男爵和主子[2],向来都轻视教会在世俗事务上的权力,而现今法国的一个国王对它却怕得发抖,因为教会能够把一个法国国王驱逐出意大利,并且使威尼斯人毁灭。虽然这件事情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我觉得唤起人们回忆一下并不是多余的。澳门云顶从古至今,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一切政权,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君主国不是世袭的就是新的。在世袭君主国里,长期以来君主的后裔就是那里的君主。新的君主国或者是全新的,如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1]的米兰公国;或者是世袭君主国占领的附庸,如西班牙王合并的那波利王国[2]。这样获得的领土,或者原来习惯在一个君主统治下生活,或者向来是自由的国家;而其获得,或者是依靠他人的武力或君主自己的武力,否则就是由于幸运或者由于能力[3]。

澳门云顶但是,谈到那些依靠本人的能力而不是依靠幸运崛起成为君主的人们,我说最出类拔萃的范例是摩西[1]、居鲁士[2]、罗慕洛、提修斯以及如此之类的人们[3]。虽然关于摩西,因为他只是上帝托付给他的事务的执行者,我们不应该予以讨论,可是仅仅从那些优美的品质使他有资格同上帝谈话这一点说,他就应该受到人们的赞叹。但当我们考察一下居鲁士以及其他获得了或者创建了王国的人们,我们就会觉得他们全都是值得钦佩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他们各自的行迹和作法,我们就会察觉这同摩西的行迹和作法并没有什么出入,虽然摩西有那样伟大的一位老师。当我们研究他们的行迹和生活的时候就会知道:除了获有机会之外,他们并没有依靠什么幸运,机会给他们提供物力,让他们把它塑造成为他们认为最好的那种形式。如果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精神上的能力(lavirtùdelloanimo)就会浪费掉;但是,如果没有那样的能力,有机会也会白白地放过。关于依靠自己的能力或者依靠幸运而成为君主这两种方法,我想提出尚在我们脑海中的两个例子。这就是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和切萨雷·博尔贾这两个人。弗朗切斯科运用适当的手段,依靠自己卓越的能力,由平民一跃而为米兰公爵。他取得其地位时备极辛苦,事后保持其地位就没有多少困难了。另方面,那位被老百姓称为瓦伦蒂诺公爵的切萨雷却是依靠他父亲的好运而取得那个国家的。可是后来由于这种好运消失,他也就亡国了,尽管他在这个依靠他人的武力和依靠幸运而获得的国家里,为着使自己能够在那里扎根,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并且凡是一个明智能干的人应做的一切事情他都做了。因为,正如以上所述,一个人如果在开头的时候没有奠定基础,事后可以运用巨大的能力去打基础,虽然这对于建筑师说来是很困难的,而且对于建筑物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考察一下公爵的全部进展过程,我们就会看到他曾经为着他的未来的权力奠定牢固的基础。我认为讨论这件事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我不知道,除这位公爵的行动这个例子之外,对于一位新君主还有什么更好的教训。再说,如果他的处置无济于事的话,这并不是他本人的过错,而是由于运气极端的异常恶劣使然[1]。通选大臣,对于君主说来实在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他们是否良臣,取决于君主的明智。人们对于一位君主及其能力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通过对他左右的人们的观察得来的,如果左右的人们是有能力的而且是忠诚的,他就常常能够被认为是明智的,因为他已经知道怎样认识他们的能力并且使他们忠贞不渝。但是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的人,人们就往往会对他作出不好的判断,因为他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出在此项选择上。

以这样的方法只是可以赢得统治权,但是不能赢得光荣。不过,如果考虑到阿加托克雷出入危殆之境的能力和忍受困难、克服困难的大勇,我们就觉得没有理由认为他比任何一个最卓越的将领逊色。然而他的野蛮残忍和不人道,以及不可胜数的恶劣行为,不允许他跻身于大名鼎鼎的最卓越的人物之列。因此,我们就不能够把他不是依靠幸运或能力而得的成就归功于幸运或者才能。虽然在古代历史上,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但是我不想离开教皇朱利奥二世这个新近的例子,他那个决定是再糊涂不过的:他因为想占领费拉拉,于是把自己置于一个外国人的手里,只是由于他的好运发生了第三种情况,才使他没有吃到他这种轻率抉择的苦果。因为他的援军在拉文纳被击溃之后,瑞士人奋起把征服者驱逐出去——这是同他和其他人的预料完全相反的。这样一来,由于他的敌人已经逃走了,他才不致成为他的敌人的俘虏。同时教皇已经由于援军以外的其他军队获胜了,也没有成为自己的援军的俘虏。佛罗伦萨人自己完全没有武装起来,却派遣一万名法国兵去进攻皮萨[2],他们这种作法比起他们以前任何危难时期都更加危险。君士坦丁堡的皇帝[3]为了反对他的邻国,派遣上万名土耳其军队到希腊,战事结束的时候,他们不肯离境,这就是希腊受异教徒奴役的开端。因此,一位君主应该常常征求意见,但是应该在他自己愿意的时候,而不是在他人愿意的时候;另一方面,对于他不征询意见的任何事情,他应该使每一个人都没有提意见的勇气。但是,他必须是一位经常不断的征询意见者,而且关于他征询意见的一切事情,他必须是一位耐心倾听真话的聆听者。如果他了解到任何人不论出于任何原因,不把真话告诉他,他应该赫然震怒。因为许多人认为任何赢得英明之誉的君主,其所以致此,不是由于他的本质,而是由于他身边有一些好的顾问,毫无疑问,那是误解了。因为这里有一条从来颠扑不破的一般法则:一位君主如果不是本人明智的话,他就不可能很好地获得忠告;除非碰运气,他把自己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完全由后者支配,而此人恰好是一个极为英明的人。在这种场合,君主可能过得很好,然而日子长不了,因为那个支配者在短促的时间内会把他的国家篡夺过来。但是,当所谘询的人不只一个人的时候,君主如果不明智就绝不能够获得统一的忠言,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把它们统一起来;那些顾问每个人都想着他自己的利益,而君主却不能矫正或者洞察他们。情况不可能是两样的,因为除非某种需要驱使人们必须对你忠诚外,他们总是变成邪恶的。澳门云顶一位君主必须表明自己是一个珍爱才能的人,引用有才艺的人们,对各个行业中杰出的人物给予荣誉。此外,他必须激励他的公民在商业、农业以及其他一切职业上,能够安心地从事他们的业务,使得张三不致因为害怕他的财产被拿走而不愿意有所增益,使得李四不致因为害怕赋税而不愿开办一项行业。相反,君主对于愿意从事这些事情的人,以及试图以任何方法发展他的城市或国家的人都应该提供奖励。

[28]路易十二世取得教皇亚历山大的认可,同其妻焦万娜(路易十一世之女、查理八世的姊妹)离婚,以便于1499年同查理八世的遗孀(布列塔尼的安妮皇后)结婚,从而取得布列塔尼亚公国的统治权,并由教皇同意罗阿诺(Roano,1460—1510),即“国王顾问”乔治·达布瓦斯(Giorgid'Amboise)由鲁恩总主教升任枢机主教。另一方面,路易十二世则支持教皇对罗马尼阿的攻取。西西里人阿加托克雷[2]不仅是从平民的地位,而且是从下等而卑贱的地位崛起,成为锡拉库萨国王的。这个人是一个陶工的儿子,在他一生的各个时期都过着邪恶的生活。可是他的邪恶行径同时在身心两方面具有巨大的力量,因此,他投身军界之后,经过各个级别,擢升为锡拉库萨地方执政官。当他取得这个职位的时候,他就决心要当上国王,并且打算依靠暴力而不依靠他人的帮助,保有大家同意给他的一切[3]。为此,他使迦太基人阿米尔卡雷[4]对他这个计划有所理解,——当时阿米尔卡雷率领他的军队正在西西里作战。他在一个早上召集了锡拉库萨的人民和元老院,似乎要同他们商讨关于共和国国事似的,可是在发出一个约定的信号的时候,就让他的士兵把元老院全体元老和最富豪的人们统统杀掉。这些人死了,他没有遇到市民的任何反抗,就夺得了并且继续保有这个城市的统治权。而且,虽然他被迦太基人打败了两次,该城市最后被围攻,可是他不但能够保卫他的城市,而且除了留下一部分人马从事抵御围城之外,以其余兵力进攻非洲。这样一来,他在短期内就解除了锡拉库萨之围,并且使迦太基人陷入极端窘境,被迫同阿加托克雷讲和,迦太基人占有非洲就满足了,而把西西里让给阿加托克雷。[2]萨沃那罗拉在1494年11月1日早就预言法国查理八世将要入侵。后来他指出其原因在于意大利、罗马和佛罗伦萨的渎神、残暴和作恶多端。但马基雅维里则把此种不幸归罪于放弃军事训练,使佛罗伦萨无能力自卫。那些光靠幸运,从平民崛起成为君主的人们,在发迹时并不很辛苦劳瘁,但是保持其地位时就很辛苦劳瘁了。当他们在途中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困难,因为他们是在那里飞翔。可是等到他们落脚之后,一切困难就应运而生了。那些依靠金钱或者由于他人的恩惠赐与而获得某一国家的人们就是这样的人。在希腊的伊奥尼亚和赫莱斯蓬等城市,就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在这些城市里,他们是由大流士立为君主的,为的是使他们为着大流士的安全和荣誉而保有这些城市。还有那些依靠收买军队,从平民跃登宝座的皇帝们亦复如此。

[9]布拉奇奥家族(Braeceschi)一个雇佣军首领的家族,其中最有名的一人是安德雷亚(1368—1424)。[2]维琪尔(Virgilio,公元前70—19),罗马诗人。此句引自所作被称为罗马的国民史诗《Aeneid》,原文为拉丁文。斯巴达国王纳比德[1],抵御了全希腊人和一支罗马常胜军的围攻,保卫了他的国家和自己的地位不受他们侵害;当危难降临他头上的时候,他需要做的不过是使少数人无能为害;但是假使人民已经同他敌对的话,这就不够了。对于我的这条见解,谁都不要拿一句陈腐的谚语:“以人民为基础,譬如筑室于泥沙”来进行反驳。因为如果一位平民把他的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并且深信当自己受敌人或者官吏压迫的时候人民将会解救自己,那末这句谚语是中肯的。在这种情况下,如同罗马的格拉奇[2]和佛罗伦萨的乔治·斯卡利[3]的遭遇一样,他往往发现自己上当了。但是,如果把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的人是一位君主,而且他能够指挥,是一个勇敢的人,处逆境而不沮丧,不忽视其他的准备,并且以其精神意志与制度措施激励全体人民,这样一个人是永远不会被人民背弃的,而且事实将会表明他已经把基础打好了。[5]圭多·乌巴尔多(Guido.Ubaldo,1472—1508),乌尔比诺公爵(ducadiUrbino),1502年收复了乌尔比诺。1508年死亡。

[9]布拉奇奥家族(Braeceschi)一个雇佣军首领的家族,其中最有名的一人是安德雷亚(1368—1424)。[3]即乔万尼·坎达库泽诺(GiovanniCantacuzeno,1300—1383),同帕莱奥洛吉(Paleologhi)因拜占庭王权内讧(1341—1347),于1346年同土耳其苏丹结盟,苏丹派了自己的儿子去帮助他并出兵希腊,这就成为土耳其人在欧洲扩张的第一基地。澳门云顶在这里必须注意:象这一类的死亡,是他人下定决心蓄意造成的,任何人只要不怕死都能够加害于君主,因此君主不能避免这种死亡。但是君主可以用不着太害怕这种死亡,因为这样死去毕竟是极罕见的。他只需要留意不要严重地损害服侍他的人或者在他左右为国家辛劳的那些人,不要如同安托尼诺之所为——安托尼诺把一个“百人队”队长的兄弟凌辱备致地杀死了,以后每日还对这个“百人队”队长加以威胁,但是安托尼诺仍然继续让他担任自己的禁卫队长。正如事实所证明的,这是一种冒失的作法,而且招致自身殒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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